社会信用作为制度环境的核心构成，对企业的变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推动的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11—2020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路径。

      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作用路径及经济后果检验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通过决策优化效应和资源虹吸效应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拓展性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较严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所形成的制度型信任与方言和儒家文化所形成的关系型信任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呈现出替代效应，即制度型信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关系型信任的不足。

      文章揭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形式，为我国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助力实体经济转型乃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第一，进一步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国家应继续加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力度，将更多经济主体的信用情况纳入评估范围，不断强化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赋能效应。具体而言，一方面，应推进以现代数字化技术为根基的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城市信用门户网站、重点领域的红黑名单等信用评价系统的建设，夯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根基。另一方面，政府应发挥好政策试点的制度红利在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通过建立诚实自律、守信互信的经营环境，为辖区企业吸引更多的优质生产资源，同时，也要着力做好政府的“守夜人”角色，在规范企业经营决策的过程中做到“不缺位”“不越位”。

      第二，应因地制宜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战略。各地区应结合本地具体特征探索适合自身的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模式，从而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更为高效地融合。具体而言，对于信息不对称较严重或经济地位较低的企业，应着重关注其经营行为中的诚信问题，鼓励这类企业进行高质量信息披露来为数字化转型吸引更多资源。此外，对于关系型信任较差的地区，政府也应积极推进制度化社会信任体系建设，减少信息碎片化等信任隔阂，为当地企业提供良好的转型环境。

      第三，在鼓励和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和企业管理层应重点关注“不愿转”和“不能转”的问题。例如，可以通过加强外部监督或邀请前沿数字人才入驻企业，实时把控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和节奏，遏制企业管理层不明智的数字化转型决策，当地政府也应积极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人才、资金、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的支持，保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施。